制度性羞辱:别再用少数人的错误,惩罚大多数人

制度性羞辱:别再用少数人的错误,惩罚大多数人-20171216早读课
  “别让社会制度羞辱社会中的任何一个人。”——伦理学家马格利特《正派社会》   1.始抓考勤,就说明公司走下坡路了吗?   白岩松曾经发明过一个“白氏理论”:一家公司开始抓考勤,就说明开始走下坡路了。因为走上坡路的公司,根本没有时间管员工的考勤。因为名人效应,这句话流传很广,其实类似的“反向指标”很多。比如:   一家公司开始注重企业文化,就说明开始走下坡路了——走上坡路的公司,根本没有人有功夫管企业文化。   一家公司的食堂,菜品开始丰富起来,就说明开始走下坡路了——已经到了不多烧点儿菜就留不住人的地步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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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其实,这些说法背后都在讲一个问题:开始重视企业制度和文化建设,说明这家企业已经度过生存期,正从一家成长性的企业发展为规模型企业,而此时,最容易发生“制度化管理”与“人性化管理”的冲突。   让我们先从“破窗效应”开始说起。   2.地铁涂鸦、迟到与破窗效应   20世纪80年代的纽约地铁,不但管理混乱,也是全市犯罪率最高的地方,导致很多人不敢坐地铁,乘客数不升反降。但这种糟糕的局面,到90年代中期竟突然好转,90年代未的犯罪率比10年前下降了75%,而同期其他城市则没有这种变化,纽约地铁一下子成为全美最安全的地铁线之一。   很多人认为,这得益于纽约交通局聘请的地铁运营总监戴维▪岗思的一系列新措施。   在岗思上任的最初的几年里,他并没“严厉打而地铁重大犯罪活动”,而是一直把相当大的精力放在“清理地铁站里的那些混乱肮脏的涂鸦”上。   他们使用了新的清除油漆的技术、配置了大量清洁工,使得涂鸦者晚上刚刚完成的作品,第二天运营之前就被清洗。他还专门设了一个地铁清洗站,被涂鸦的地铁不洗干净,不准运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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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几年后,岗思的继任者继续了他这种“抓小放大”的管理方法,涂鸦整治完了,这回集中精力狠抓“逃票”现象,布置了大量便衣,抓住一个逃票者,就千方百计的盘问出过往隐瞒的犯罪行为。   为什么岗思和他的继任者认为,这些小措施反而可以解决大问题呢?这种治理思路来自于犯罪学家开创的“破窗理论”。   如果一个窗户破了,却没有被修理,有人自然就认为,这里没人管理,从而也去打破更多的窗;接着就有人乱丢垃圾、甚至偷东西;接下来,犯罪率上升,好人开始搬家,地痞混混横行,整个街区越来越糟糕。   所以,要整理纽约地铁乱象,一定要从“乱涂乱画、逃票”这些虽小但人人都能看到的事入手。   前面讲的“抓考勤”,从“破窗效应”的角度就很好理解了。   大部分的迟到都不会对企业造成明显的损失,但它的隐形成本和“破窗”一样,被员工认为是管理不到位,“所有人都看到的违规——激发员工去效仿——秩序混乱,失去控制”,一系列的连锁反应,最终给企业造成损失。   “破窗理论”揭示任何一种制度在执行过程中,不光要考虑直接成本和直接效果,还要衡量隐形成本和隐形收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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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抓考勤”本身没有什么明显的收益,但它可以给遵守规则的员工以正向的激励,这就是隐性收益。   一家公司通常迟到的都是少数员工,所以“抓考勤”本身是必然是“隐形收益”大于“隐形成本”。   不过,一些处于创业早期的公司,每一个员工都有很强的进取动机,迟到并不被其他员工认为是“违规行为”时,“破窗效应”就不存在了,此时的“抓考勤”,反而是一种“隐形成本”大于“隐形收益”的制度。   所以,与其空谈“人性化管理”,不如把人性看成制度的“隐形成本”与“隐形收益”,更容易分辨,哪些是好制度,哪些是坏制度。   即使在成熟的公司中,很多制度都是“隐形成本”大于“隐形收益”的坏制度,“加班费报销”就是一个典型的坏制度。   3.加班费申请的隐性成本   大部分人都不喜欢加班,哪怕有加班费也不干,但确实有些经济条件不好、又没有成家的单身员工,是喜欢加班的。对于这部分员工而言,在家也是闲着,不如在公司混到九点多,上上网,刷刷微信,再上一个老板键,加班费到手了。当然,公司也不是傻子,发现了这样的案例后,虽然没证据,但可以加强制度管理啊。于是就有了“加班申请制度”,要求所有加班的员工都要填写加班单,特别要注明为什么项目加班,加几个小时,还要给主管审批。走了这套程序,加班费才能到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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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流程,大家一定不陌生,至少一半的公司是这么做的。   但实际上,这一个“隐性成本”极高的“坏制度”。   首先,这个制度让所有人都增加了工作成本,填一张加班单,至少有四五项内容,对于常态加班的人来说,还要费神想“加班内容”,还要送给头儿审批,头儿的时间就更值钱了,最后还要有专人汇总统计。   其次,在执行过程中,总会有差错,或者是忘了写加班费,或者是加班申请被驳回,一个“被加班”的人本来就不爽,这个制度不亚于火上浇油。   简单的说,“蹭加班费”的只是少数人啊,这就一个用“少数人的过错惩罚大多数人”的制度。   更重要的是,这个制度是一个“有罪推定”,它假设所有加班员工都有“蹭加班费”的嫌疑,再让员工自证清白,这就是一种“制度性羞辱”。   在所有的“隐性成本”中,“制度性羞辱”是最大的。以前茅于轼先生提过“廉租房不配卫生间”的建议,从市场化资源配置的角度看是合理的,但茅先生还是被大家骂了,因为这个建议中有一个“制度性羞辱”的隐性成本没有考虑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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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当然,在下结论之前,我们还要考虑一个问题,如果对照前面的“破窗效应”,这个制度有没有“隐性收益”呢?   4.抓考勤和管理加班,这两个制度的区别   抓迟到和管理加班,这两件事,看上去都是防止“破窗效应”,但实际上差别很大。“破窗”的前提是人人都能看见,而且具有“无人管理”的象征意义,才能发生“破窗效应”。   迟到就是一个典型的“破窗”,而“伪加班”却不是。   “加班”是一个隐蔽的行为,你很难分清坐在电脑前的那个人是真加班,还是假加班。更何况,有人明明是来加班的,跳出一个网游弹窗,一个晚上就没了;有人本意是混时间,可混着混着就把工作给解决了。   而且,“伪加班”也不具有“管理混乱”的象征意义,相反,它还能制造人人努力工作的假象。   所以,“抓考勤”可以创造“有人管理——信心恢复——管理有序”的良性循环,而“健全加班费申请制度”却不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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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付出了这么大的“隐性成本”,而这个制度的“隐性收益”却非常有限,理论上如此,实际上呢?   我们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例。   5.“加班餐券”的隐性成本和隐性收益   卫哲讲过一个阿里巴巴的类似制度,不过不是加班,而是“加班餐”。当时在阿里加班,可以提供一顿晚饭,统计下来,一年在加班餐上的费用是1400万。   最初实行的就是“加班餐券”制度——员工提申请,主管批准,凭餐券就餐。   先别忙下结论,前面说过,制度的好坏不能看表面,一定要分析隐性成本和隐性收益。   这个“加班餐”跟前面说的“加班费”其实很不一样。   加班一般都要到很晚,造假成本高,而“加班餐”就不一样了,五点半下班,混一会儿,六点吃饭,吃完饭你就可以走人了,造假成本非常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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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所以这未必就是少数人的问题了,毕竟卫哲时代的阿里员工还不像现在这么有钱。也就是说,“加班餐券”制度还是有一定的“隐性收益”的,要不然,阿里也不会实行这么久。   但卫哲仍然觉得“加班餐券”制度的“隐性成本”高于“隐性收益”,所以,他还是试着取消了这个制度,他对员工说:“加班晚餐是给加班的人吃的,你不加班最好不要吃。但是如果真的不想做饭,也可以吃完再回去,把公司吃光了,我们散伙。”   取消“加班餐券”一年之后,统计下来,加班餐费增加了7%,100多万(这就是“加班餐券”制度的“隐性收益”),卫哲认为这个改变是成功的,因为每天五千多员工要申请加班餐费,这个“隐性成本”绝对不止100万——还没考虑“制度羞辱”的代价。   6.“人性化”与“制度化”的对立   以前我们总喜欢把“人性化”和“制度化”对立起来,认为与其靠“道德约束”,不如靠一个好制度。其实,是否激发出人性之善,本身就是制度要考虑的一部分。   特别要警惕那些人为设计出来的、建立在“人性本恶”,“需要好好管管”基础上的制度,它们往往是因为少数人的过错,而惩罚大多数人。   一个好的制度,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免“考验人性”,不会因为一宗偶发的失火案,就让大多数人流离失所;因为要控制房价,就逼得大家假离婚……,这些摧毁了人与人之间基本关系的制度,必将让整个社会付出巨大的隐性成本。   不让老实人吃老实亏,不让遵守制度者蒙受制度的羞辱,这才是一个好制度的底限。 本文链接: http://www.yixieshi.com/101444.html (转载请保留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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